2022微信只实名不绑银行卡可以使用支付功能吗,微信支付怎么实名认证不用银行卡2021

从2019年末至今，我们已在疫情的笼罩下走过将近三年，生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健康码成为人人必备的出入通行证。但这个小小绿色方块背后，却有很多人被系统拒之门外。“无码”的生活极度不自由，而比这更难过的是求助无门的委屈与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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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3月25日我母亲终于有了健康码。

眼见着绿色镶金边的方块二维码欢快地闪现在手机屏幕上，母亲迅速将这个消息告知了亲朋好友，语音不够，还要手写再输入一遍。我也立刻知会了同样一直为这件事而努力的孙先生，将那健康码截了屏发过去，心里有一种炫耀式的骄傲。

那天剩下的时间，我什么都不想做，虽然原本有一张满满的日程表，但为母亲申领到健康码，似乎就已经超额完成了一天的工作量，有理由让自己放空这一天剩下的时间。

这是我母亲第二次拥有健康码，距离她上一次拥有个人健康码已过去七百多天，而那一次，她的健康码仅三天就失效了。也就是说，自从2020年2月，政府推行健康码，并以健康码“作为出行、复工资格”以来，我母亲有760余天都不曾拥有这一重要通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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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2月12日，本市积极响应国务院号召，开始启用施行特殊时期的动态健康认证，文件称此认证“可作为目前企业复工、个人出行的电子凭证”。健康码从本市的统一政务平台申领。

没几天，母亲的电话就打过来了，让我帮她申领健康码，说没码去医院不方便。我立刻试了试，系统提示“姓名和身份证不一致”。这并不意外，母亲的名字里有个“石羡”字，属于机场办登机牌都需要去人工柜台特殊处理的一类。就在几个月前，她偶然讲起手机现在不能收发红包，微信要求实名制认证，我帮她操作时，刷完脸，一样是这个提示。

我简单回了句：“生僻字申请不了。”

后来她也没再提健康码的事。一个退休人员，无复工需求，本身又是一个特别“宅”的人，除了家门口的广场舞，竟也没有旁的娱乐活动，平时出门无外乎医院和买菜。而当时社会上没有智能手机、没有健康码的老人数量也不少，医院有专门针对无法出示健康码人员登记身份证的通道，至于偶有超市要健康码，也不是特别严格，对老人的特殊情况也体恤，睁一眼闭一眼，或者多说两句也就进去了。

直到那年6月，因疫情沉寂了好一阵的展会市场也开始复兴。母亲和老同事相约去会展中心逛展会。逛展会是我童年少年时候十分期待的一件事，天南地北的商品，熙熙攘攘的人群，大约算得上城里的室内“庙会”了。母亲买了嫩黄色的内蒙古毛衣，而我则有甜甜的糖画吃，或者小手指挂上底下带流苏的精巧景泰蓝坠子……这些记忆对于我都是过去，因为有各种电子商务平台，随时随地能买到的东西比展会多得多。但对母亲来说不是，她说天冷了要给我父亲买件毛衣，还有上次买的炖汤料包快没了，看看有没有卖的——当然，更主要的还是老姐妹们相约去“逛”的乐趣。

岂料，高高兴兴地过去，却因为没有健康码，她被拦在了展会外。

电话里母亲的声音充满焦急和愤懑，嘈杂声里有老姐妹的声音、保安的声音。她提供了行程码、核酸报告等等，都无法替代要求的健康码。保安拿过她手机尝试注册健康码，自然也没有成功。在疫情面前，没有人敢擅自做出自己职权以外的决定。核查健康码放行是安保人员的职责，显然，他也没能找到能做特殊处理决定的人。

母亲的怨愤传染给了我，放下电话，我带着一股子憋屈找到本市卫健委的网站，留言无法申领健康码的情况。不料卫健委的反应竟是极快，当天下午，一个座机号码打过来，询问了一下具体情况，给我一个健康码平台技术部门的电话。

第二个电话打得也超乎寻常的顺利，技术人员问了几个问题，让我提供户口信息，称身份证无法认证就用户口本录入，很快，在他的操作下母亲的健康码出来了。

把好消息告诉母亲后我也暗暗自责，原来事情这么容易，投诉反馈机制如此通畅，早不去争取纵容惰性，根本原因大概还是我对母亲的事情没有太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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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曾想，这个姗姗来迟的健康码才拥有一天，第二天政府就发出通知，“自6月8日（两天后）起启用全省统一的健康码，市级健康码不再通行。”

省级健康码开启后，不出所料，母亲姓名中的生僻字依旧无法过关。我信心满满地打了客服热线，以为和市码一样做个申诉就能搞定，不料得到的答复是“很抱歉，技术问题目前无法解决”。

据说他们平均每天能接到两三个这样的电话。

2020年下半年，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国正恍如阴霾散尽，各媒体都拉出“新冠肺炎疫情下半场”的“横幅”。对于“无法解决”的技术问题，我安慰母亲耐心等待。毕竟，当时整个社会的环境，健康码似乎又变得不是那么不可或缺了。1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20〕45号），借由“老人”的绿色通道，母亲没有健康码的真实原因似乎被掩盖了，少部分人的问题成了许多人的问题时，自然就不再是问题了。

一直到2021年7月，虽然其他城市有一些间断性病例和阶段性封控，但本城乃至本省基本是岁月静好，即便7月下旬，发生了一起飞行员国外执行任务染新冠并传给家人的病例，也并未在社会面传播。真正的焦急时刻来自2021年9月，阳性先是在厂区，然后到流动人口密集的街区，又到全市各区多点散发。本城采取了最严格的封控措施，学校线上教学，小区凭出入证进出。

母亲是一所大学的退休职工，在校园内工作一辈子，多年居住在校内的教工家属楼。疫情之前，这所依山伴海的南方大学敞开怀抱接待八方游客，每天都有人大排长龙入校游览，“带游客入校园”竟也能成为一条产业链。疫情之后，校外人士不再允许进入校园，母亲这样的校内居民刷脸入关倒不受影响，但到了9月，由于发生本土病例，校园门禁在刷脸基础上增加了核验健康码和行程码。健康码再一次成为异常迫切的事。

因为小学幼儿园停课，家里俩娃在家，母亲白天常常要来我家帮忙照看，晚上回家的时候在校门口与保安总免不了一通解释乃至争执。

“有家不能回了，这什么道理？”母亲叹道。

有一次换了个脸生的保安，争执不过，她打电话给退休组织的领导，电话里说，让保安接下电话。岂料保安连电话都不接，那倨傲的态度让母亲气得发抖。

为了避免争执，那以后，我不再让母亲过来。可是，每天的菜肉，日常的柴米油盐总要采购，虽然我和爸爸可以代劳，但母亲掌管厨房及家庭用度一辈子，我们买的总是不合她的心意。我也开始担心她被“禁锢”在校园里的心理状态。

在疫情期间，没有健康码似乎成为一个“不完整的人”，虽然她每次核酸都认真去做，报告全阴，行程码无星，但这些都不能替代健康码对“健康”的确证，她依旧要被各种场所拒之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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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变得异常焦虑，再也不能接受“看开点”的劝解。以往她把健康码问题交给我来解决，这时，她大概是觉得指望不上我了，开始自己频繁拨打省健康码平台热线。

母亲她们三姐妹，名字里都有“石羡”字。几个月前，省健康码平台发布了生僻字库，很快，表姐帮我姨妈申领到健康码。我也从字库里找到了“石羡”字，信心满满地输完与母亲身份证一模一样的三个字提交后，却被“提交失败，您填报的姓名和身份证不一致或不存在，请重新填报”的提示打了一记闷棍。我又试了各种各样的输入法，包括求助客服，依旧无效。与此同时，表妹帮我小姨申领健康码也一样失败，于是我们只能沮丧地将姨妈的成功归于“神秘的意外”。

因为此时疫情蔓延省内多个城市，平台热线已被打爆，我打了几次都接不进人工客服。最终，还是母亲自己打进了电话——我无法想象她是以怎样的耐心和密集的频率打进这个电话。总之，能与真人客服说上话在此时似乎意味着一切都有了希望。我也忘了之前与客服沟通都无济于事的几次经历。

而这次的客服也的确“给力”，先加了企业微信，要求传截图过去，两三通电话，耗时一个多小时，十分人性化地研判各种情况——然而，他也没能解决问题，不过提出了新的思路：是否因为母亲的名字在公安系统里的名字与手上的身份证不一致，所以无论怎么输都无法比对上。他甚至还指出解决路径：通过公安部研究所的CTID（可信身份认证平台）进行身份认证。

的确，如果说字库里面有这个字，而实名认证依然显示“信息不一致”，那是否说明，问题在于存在于“系统”中的信息源呢？

于是，问题的症结顿时不再是省健康码平台，而导向了公安系统的身份信息。我没有想到母亲的行动力这么强，可见她的焦虑有多深——原本这些找各种机构的事她都会交给我——在CTID尝试依然不能解决健康码问题的第二天，她自己跑到了辖区派出所（在校内），户籍民警核对后告诉她，系统内的身份信息与身份证完全一致。“健康码平台自己的问题，怎么怪到我们头上了。”话语间还透露出，为类似问题找到他的我母亲绝不是第一个。

很显然，这是一个死循环。我上网搜索生僻字无法申领健康码的案例，其中一个是杭州老人，公安局为其开设“绿色通道”更名实现健康码申领（这个例子似乎部分可证公安部门也不该担起生僻字姓名无法申领健康码的“原罪”）。还有一个是北京的例子，名字带生僻字“北京健康宝”可线下认证……各地、各人的解决方案不一，我有种诉求无门的感觉，那么，该找哪个机构？哪个部门呢？

这期间我也拨打过12315热线，在省信访办网页留言，受理单位绕一圈回来依旧让我去咨询健康码平台。除了等“从天而降”的利好消息，个人毫无办法可言。唯一没有尝试的路径是找媒体，可事实上，包括本地媒体，都报道过此类问题，报道最后依旧是不了了之。

那是我第一次真切感受到在这个高度仰仗技术的时代，“技术”和“系统”作为一种莫可名状的东西盘踞在头顶，消解了一切人的努力，其中甚至连能被了解或理解的逻辑也不需要有，普通人唯有两手一摊。

就像史铁生说的“只好听凭偶然，是没有道理好讲的”，也像我那六岁的儿子，有一天突然把我震惊到——他对三岁的妹妹说：“你不要老是问为什么，很多事情是没有为什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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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3月，省健康码上线小程序。小姨的微信号几年前通过绑定银行卡实名认证，在社区工作人员的帮助下顺利地申领到个人的第一个健康码，虽然姓名中的“石羡”字以一个内里装问号的方框取代，但无损于一个健康码的效力。

小姨第一时间将喜讯告诉母亲。母亲当即放下手头的事，奔往小姨所说的社区工作人员那里。大概是对健康码的渴求太强烈，她总是毫无依据地寄希望于某一天，碰上一个人，或抓住某个契机，她的问题就能迎刃而解。因此她绝不放弃任何一个“试一试”的机会，也慷慨地在任何一个热心肠的亲戚、朋友、保安、社区人员、志愿者，乃至其他陌生人身上寄予希望。

但这次依然落空了，母亲无法微信实名认证。这是我早已知道的结果。只通过绑定银行卡完成实名认证的方式（银行柜台实人、实名、实证）到了“人脸验证”时代不再有效。因为人脸识别中，“系统”中这个人脸对应的姓名不仅不是我输入的那个，也不是银行系统存在的那个，因此人脸验证必然失败。其实省健康码平台早就有绑定银行卡认证的方式，但母亲无数次止步于人脸验证，微信同理。

现在，三姐妹中只剩下我母亲一个人没有健康码。之前她和小姨一直彼此倾诉“无码之痛”并相互慰藉……如今，在为小姨高兴的同时，母亲必然也有更深的失落。因为屡次无法通过人脸验证，她甚至怀疑是自己脸的问题，问“是不是人老了，脸长歪了”，无论我怎么解释，她始终将信将疑。我打电话给父亲，一起商量着做她的心理工作，多多劝慰开解，转移注意力。

小姨获得健康码得益于“蝴蝶效应”——多年前的一个偶然，最终母亲也一样。

通过微信认证获取健康码给了我启发：如果微信可以，那支付宝是不是也可以？

我输入了母亲的手机号，显示已有绑定账户，登入一看，不知道几年前所为何事绑了一张银行卡，这么多年来这个账户已完全被遗忘。支付宝里姓名中的“石羡”显示为XIAN，这是母亲银行账户对这个生僻字的处理方式。好事就这样从天而降，和小姨一样，多年前偶然绑定的一张银行卡解决了一切问题。通过支付宝我母亲终于实现了健康码平台的实名认证，获得了名字为“胡XIAN*”的绿色健康码。

其实，不止健康码，母亲也是一个无法从银行贷款的人。2021年春天，以她的名义在本市郊区买了一套房。结果先是在售楼处招行的柜台前被礼貌地回复，“请到隔壁X行问一问”，在此之前，这位招行的业务员已经把申贷系统里无法录入该生僻字的难题发到工作群里求助，被判“无药可救”。“隔壁X行”（国有四大行之一）柜台的小姑娘看到母亲的身份证犯难，旁边一个看样子入行十年以上的大姐凑过来了解情况，说“现场办理不了，不过通过人工的方式后台可以操作”，并表示以前曾经办理过。

不料，这个“稍后办理”一拖拖了小半年，在提供了一大堆信息资料之后，得到的结果依旧是系统操作不了无法放贷。从那位大姐传递过来的信息是“系统刚刚做了升级，所以没有人工通道了”。最终，我们也没找到能给予贷款的银行。

母亲让我把绑定支付宝的那张银行卡卡号念给她听，并认真地记在纸上，嘴里说：“回家去看看，那这卡可不能没了。”我知道她的那个抽屉——从小对我而言就是一个神秘的地方，连我父亲都不甚了解，那里有户口本、身份证、存折等等重要的东西，每回母亲打开它，都近乎带有隆重的仪式感。我几乎能想象到她翻开那叠衣服，找寻那张卡或者存折的画面，拿出来，摩挲着看一看，再小心翼翼地放回去的样子。

“会不会又没有了？”母亲拿着手机反复地“操练”打开、亮码的过程，偶尔网络卡顿屏幕一片白茫茫她就紧张地问我。从拥有健康码至今，得而复失的阴影始终笼罩着她。

“不会，不可能。”我一次次肯定地回答。事实上，我的内心远没有那么笃定，哪一天“系统升级”了，哪一天平台又要求重新验证“身份信息”，哪一天又有一些系统性的、体系中的问题拦在了人力之上，是不是一切又要重新开始？

题图 | 图片来自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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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小步与大仙，本文系“人间故事铺”独家首发，享有独家版权授权，任何第三方不得擅自转载，违者将依法追究责任。）